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基础的市场运行规则迟迟难以确立，这一直是困扰股市健康发展的最主要的内在顽症。规则不公，必致监管失度，乱象丛生。股市规则之所以长期漂离于三公原则的基点之外，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权组织所统摄的公权向营利性市场领域的不当扩张。

    政权组织行使其职能的公权源自于社会成员个人权利即私权的演化。一般情况下，社会成员的私权在公平竞争的营利性市场领域能本色地有效发挥作用，但在诸如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与救济、生态平衡、社会治安、国防与国家安全、市场秩序维护与宏观调控等非营利性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却有不宜、不便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之处，而这些社会公共事务又是全社会存续与发展之必需——它要求社会成员原本自由行使的私权，部分地发生让渡而演化为公权并创设政权组织以统摄之。然而，公权既起，其性难驭：一是公权的行使常常寄附官风盛行而致的低效甚至寻租的通病；二是公权超越民意向社会公共事务之外的领域侵袭、扩张。为了提高公权行使效率并遏制公权的滥用，欧美日各国一方面限公权趋于以市场机制失效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界，定普选制以立民主，张社会舆论监督以通达民意；另一方面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权结构形式达成公权自身的内部划分与相互制衡。如此复杂的基本制度安排与实施无疑会额外地增加社会成本，但这却是两难困境中的择优之举，是维护社会有序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代价的付出必须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原则，公权行使所致的沉重代价没有任何理由向社会公共事务之外的营利性市场领域肆意延伸。任由公权凭借垄断的便利排他性地占有社会资源——稀缺性决定了非信息类资源不可能在同一时空由多个市场参与主体共享——以低效、高昂的社会成本向营利性市场领域浸袭滋长，只会排挤、剥夺公民经营性私权的自由，损害市场的活力之源，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国企是公权滋生于营利性市场领域的基本单元，可惜它有两处内生的痼疾：

       1. 产权虚置

       国企理论上归全民所有，可实际上却不能在全民任一个体成员的财富清单里查到具体、实在的资产踪迹，当然也不可能在国企股东列表里对应地明示全民股东中的任何成员。资产的终极所有者与其资产之间直接、天然的纽带在国企之内被割裂了，全民股东原有的终极产权——私权的行使被废止了。资产的损益不再与任何全民股东的个人财富直接挂钩，源于股东与其经营性资产之间血脉联系的内在经营动力，成了产权虚置的牺牲品。

    产权的虚置必然引发产权的异化：政府相关部门以“大股东”的身份不容置喙地填补了国企终极产权行使的空缺。除了事实上的终极资产责任之外，国企的全民股东原有的一切终极产权，都被政府主管部门——具体地说，是被一个个级别不同私欲各异的行政官员，以手中官位所含公权的形式“代为行使”了。官位成了行使、监管虚置产权的万能砝码，尽管它跟产权的的含金量毫无关联。官位也许是官员失误或寻租所要付出的代价，但那仅仅是“也许”。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寻租之手已挟公权之威，伸入与非营利性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全然不同的广阔的营利性市场领域。巨大的市场机会、豪情壮志的公权扩张、虚弱却代价空前高昂的制衡，让寻租之手越发难以忍受勃勃冲动。它要铤而走险，带着撒旦的气息！

       2.大股东人格的非市场化  

    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说到底是其控股股东之间的竞争，是不同的思维方式、经营观念、行为准则之间的竞争。控股股东决定着企业的兴衰——确定企业经营方向、经营战略与策略，对企业运行作出组织人事安排。显然，控股股东从根本上决定着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结构，决定着企业文化以及企业创新与持续发展的活力。市场化竞争要求所有股东的投资行为及经营观念都必须公平地接受优胜劣汰法则的严酷洗礼，股东的权利行使与责任承担——经营行为与利益得失之间趋于一般均衡。经营不善不仅会使股东损失对企业的投资，失误严重时甚至还会将控股股东连同其思维方式、经营观念、行为准则一并淘汰出局。然而公权的强势闯入使这一切都遭到了颠覆，公权的政权专属特性驱使行政资源向国企及其政府大股东倾斜，永不枯竭的财政预算支出铸就了政府大股东的不死之身，使之游离于优胜劣汰法则之外。一个遏制了竞争也因而遏制了自身活力的超经济强权，以非市场化人格逐利于市场经济的竞技场上，它意欲垄断重要资源，垄断规则的制定，垄断竞争的格局，甚至垄断市场的思维方式、经营观念及行为准则。物竞天择的希望之光蒙尘，没落的幽灵拖着僵化的阴暗身影，自大而孤独地徘徊……

       ——当社会成员普遍失去与其经营性产权的直接联系时，源自私权的公权便会乘虚异化为他们命运的主宰。当马克思所指出的政府“权力过剩”趋盛之时，社会旗帜上那“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虚晃字样就会硬化为“不服从者不得食”（老俄共孟什维克托洛斯基语）。

相关链接： 制度性变革——股市困局的破解之道（上）

     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美国经济的一场“感冒”，却不小心让中国的股市进了手术室，报了病危！
    中国股市确实陷入了困局，而且是内外交困。
    股市的外部环境严峻——
◆通货膨胀高位徘徊。通胀的幽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导引下已经荡平了国界的分隔（详见《通胀侵蚀下的财产收入》）。即使明年发达国家的通胀水平显著下降，国内的通胀也会因为生产要素价格管制所造成的风险缓释效应而持续突显。
    在探寻通胀主因之前，先让我们放眼非洲大草原，想象一下：如果处于食物链终端的狮群无节制地增长，那么被猎食者乃至于猎食者自身还有活路吗？结论简单而合乎逻辑——在食物短缺的制约下，狮群要么在数量上缩减至某个平衡点，要么“幸运”地进化为食草一族。然而这还远非事实的全部，因为真正处于地球食物链终端的是人而不是狮群。人是一切商品的终端消费者。供求关系基础性地影响着价格波动趋势。在各国金融当局对货币发行决策越来越成熟之后，人口的无节制膨胀及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已水落石出地成为通胀与生态恶化的根源。一面是存量与增量人口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扩张，另一面却是自然资源的供给限制——一切源于自然资源的初级商品价格已经并将继续步入历史性的上升通道。
    所幸的是，本轮通胀周期已滑过急升阶段，通胀的势头正在衰减。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正在展开，新的优势产业将会在那些低度依赖自然资源与低污染的领域内兴起。
◆实体经济增速趋缓。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深化，致使全球实体经济增速趋缓，宏观预期向淡，低端消费与投资需求趋于饱和，我国内外贸易面临空前压力。旧有的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长期徜徉于产业低端以自然与人力资源低估值为条件的竞争优势渐失。
    经济发展的困局正在将各产业不可抗拒地拖入重大结构调整的阵痛之中，只有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链升级，适应高端需求的长远增长，开拓潜力巨大的新市场，才是破解困局的唯一出路。

    成交量的分布及变动趋势向来被视为研判行情未来走向的相对可信的先行指标。近期指数的震荡下跌已初步踏勘出大盘防御纵深的由历史成交量堆砌而成的三道防线：3180点─2680点─2280点。在股指跌破多头第一道防线3180点之后，目前股指正在第二道防线2680点一带徘徊。随着市场价格风险的大幅释放，多空双方的较量态势正悄然发生变化──连绵的阴跌大量消耗了空方能量，多方在战略上已由被动性的退守抵抗逐步转为主动性的调仓建仓增仓──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底正在构筑之中。
    从循环周期的角度看，今年7月份将是周期为三年的循环低点时间之窗的封闭之月，股指很可能在本月完成探底转而上攻。尽管多空双方的较量还会有反复，然而市场最基本的现实却是一批优异成长型股票已经跌得难得的便宜。对于这些股票而言，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机会就在眼前。也许空头还会在更低的点位用它的窒息为多头赢得更佳的入场机会，但是历史经验却一再提示：期望一旦化为奢望就会使机会稍纵即逝。
    选股无疑是投资成败的关键。西方有经济学家曾指出：“当你选择了一家企业，你也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套用此言于证券市场，自然可以这样表述：当你选择了一种股票，你也就选择了一种投资方式。顺延下来的问题就是：“认识你自己”──哪一种投资方式更适合于你？
    笔者推崇价值投资理念，选股思路已在《探寻市场底──战略防御纵深的较量（价值篇二）》里粗略表述。
    在行情低迷、投资者信心遭受重创的时刻，人们祈盼光明。但是，在制度性变革尚未来临之际，股市的阴霾并不会自然散去，大盘底部之下也许还有地下室。现在，之所以把2280～2680点一带设想为本轮调整最可能的底部区间，是由于笔者认为，被长久边缘化的证券市场发展议题终归会被切实地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视野之内，从而使证券市场存在的深层次系列问题得以破解。中央的新政已经并正在推动社会演化进程发生积极而深远的变化（详见《政治清明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新政之光终归会照亮证券市场的发展前程并由此构成效力长久的重大利好。

     所谓股票市场的估值，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股票的价值进行评估的过程，不同的市场环境、不同的市场状态下，投资者估值的体系和方法可能会出现变化，因而导致对股票估值结果变化，股市行情也因此而出现不同的走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估值的体系与方法是股票市场的灵魂，只有准确把握投资者的估值体系和方法的变化，才能洞察股市行情的演变趋势。

一、历史上关于估值的两次争论

    “估值”对于我国股票市场来说一向是敏感的话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我国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都远远超过成熟市场的正常估值区间。因此，关于估值是否合理之争一直伴随着市场的成长过程，最有代表性的争论有两次，一次是2001年，另外一次是2007年。2001年6月股票市场估值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两市平均市盈率超过60倍，于是有了吴敬琏的“赌场论”和许小年的“千点论”。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在2001年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赌场论”和“千点论”，但遗憾的是，2005年6月上海综合指数真的跌到了1000点。从事后的市场运行看，当时的“赌场论”和“千点论”是正确的。

    2007年初，当上海综合指数第一次登上3000点的高位时，关于股票估值是否合理的争论再次出现。2007年10月，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再次登上历史高峰，股票市场是否有“泡沫”也再次成为学术界和舆论界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股市的估值水平太高了，有泡沫，理由很简单，市场的平均市盈率超过了60倍，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超过了上市公司的红利；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股市的高估值是合理的，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水平远远高于目前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流动性过剩背景下上市公司的资产应该重估等。

    在2008年3月份之后，随着股市的快速下跌，投资者将问题归结到“大小非”头上，认为“大小非”代表的是产业资本，当这些限售的流通股逐渐获得流通的权利后，市场的定价权逐渐由以前的金融资本转移到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定价与金融资本定价的体系与标准的不同导致了市场估值水平的大跌。

    2007年后关于估值的争论实际上有三个焦点问题：1）流动性过剩与估值水平之间是什么关系？2）经济高速增长是否产生估值溢价？3）估值与资本性质之间的关系。

二、流动性过剩与上市公司的价值重估

    流动性过剩是这一轮行情的发动机，是股价不断上涨的主要理由之一。

    记得在2006年底和2007年初，投资者一度陷入了估值的困境，因为市场从2005年底回升以来，指数已经上涨1倍多，不少个股已经上涨数倍，有的股票的价格上涨了10余倍。按照价值投资理念，此时的股价估值已经不便宜了。面对当时的银行股、地产股及钢铁股大幅度上涨，很多机构投资者陷入了被动。如果买入，不符合价值投资的理念，如果不买入则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失败。如何突破估值的困惑成为当时投资者所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的上市公司价值重估”说应运而生，其核心内容是，汇率的渐进式改革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中央银行为了稳定汇率，不断地被动购买市场上的外汇，向市场注入超量的人民币，导致金融体系资金过剩，从而使资产价格重估。

    如果上述推理成立的话，那么，2008年上半年的股市大幅度下跌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2008年上半年我国的流动性过剩状况不仅有缓解，反而日渐严重。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在增加，货币紧缩工具在美国的降息背景下又难以实施，但股价却出现了超过50%的大幅度下跌。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表明一定是理论推导出现了问题，流动性过剩导致资产价格重估的结论是有问题的。

    国内之所以出现“汇率改革导致流动性过剩，从而出现资产价格上涨”的假说，主要是得益于日本及台湾的经验启示。从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汇率改革实践看，1985年后的汇率改革的确导致了流动性过剩，日本和台湾也出现了股价及房地产价格的飙升。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忽视了日本和台湾故事的另一半，20年前的日本、台湾股市重估并不是可持续的，在股价大幅度上涨之后出现了长期的低迷走势。因此，笔者认为，这样的所谓资产“价值重估”实际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充其量只是资产泡沫的说词而已。

    那么，如何解释日本、台湾曾经出现过的资产泡沫？汇率改革及汇率改革导致的流动性过剩与股价上涨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依照笔者的观察，在日本、台湾的资产价格上涨过程中，除了有流动性过剩现象之外，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金融自由化，用金融自由化来解释资产泡沫的膨胀可能更符合事实和逻辑。在汇率改革过程中，都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监管者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容易出现缺位现象，因为他们对新的金融产品和新的市场不十分熟悉，对新的金融活动缺乏监管经验。对于投资者而言，对于新出现的金融产品的风险认识不足，容易出现羊群效应。在我国的这轮股市上涨过程中，基金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形成了“老百姓疯狂地购买基金→基金将募集的资金买蓝筹股→股价上涨→基金净值迅速增长→老百姓疯狂购买基金”的良性循环。老百姓为什么会疯狂购买基金？因为他们对这个新的金融产品的风险认识不足，大部分人误认为基金是低风险、高收益的产品，是储蓄存款的替代品。这就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特有的现象，也是金融自由化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三、经济高增长与估值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也应该是快速的，但估值水平不应该高。因为，上市公司的估值在理论上来说是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贴现，贴现的结果与公司盈利增长呈正比，但与社会平均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溢价呈反比，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状态下，社会平均收益率高，无风险收益率较高。因此，从理论上说，经济高增长对应股票市场高估值是不成立的。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当社会上有很多赚钱机会时，股市投资的吸引力会下降。

    从实践看，2001年的股市高估值的结果是泡沫破灭，上海综合指数从2245点跌到998点，而在股市惨跌的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2001年至2005年是中国经济少有的低物价、高增长时期。可见，从我国股市的历史经验看，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维持股市的高估值。

    从国外的股票市场经验看，也同样如此。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是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此期间，日本股市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1985年后，在汇率等政策调整下，实体经济出现了减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降低，在此背景下反而出现了股市价格的飙升，估值水平大幅度上升。因此，如其说是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了高估值，还不如说经济高增长后的减速导致了实体投资机会减少，刺激了股市估值水平的提高。

    总之，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经验看，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企业的估值水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四、股权分置改革与股价重估

    2005年之后，中国股票市场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对市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股权分置改革和股权激励制度。据此，不少人认为这两项改革导致了目前的股价重估，理由是这两项改革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使大股东关心股价，使大股东的财富与股票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是经理层也关心股价。这就使上市公司在制度上有了好的保障。在改革前的制度下，大股东对经营上市公司的积极性不高，尤其是国企改革而来的上市公司，经理层吃里扒外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上市公司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弊端。采购和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吃“回扣”的现象，企业经营的每个环节都有“跑”、“冒”、“滴”、“漏”，导致了上市公司经营成本比民营企业有较大的差异。同样的一个工程，民营企业的成本是上市公司的1/2甚至1/3。

    笔者也曾经认为，这些制度的变革不仅会基本杜绝上述行为，而且会导致很多公司在制度变革初期将以前隐瞒的业绩表现出来，在财富的激励作用下，很多公司将有价值的资产不断地注入到上市公司中去。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改善，会提高估值水平。但如果我们假设这些大股东将好资产装进上市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在股价上升后高价套现的话，上述推理就有问题了。这些所谓的资产改善的故事实际上只是大股东操纵股价的一种手段而已，并不具有可持续性。遗憾的是，在2007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曾经期待的全流通之后大股东与小股东利益的一致可能只是乌托邦式幻想，是难以实现了愿景。股权分置改革导致上市股价重估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五、估值与资本的性质没有什么关系

    在这次关于估值的讨论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前的股票市场是金融资本为主，而随着“大小非”的加盟，产业资本开始占主导地位，产业资本的定价与金融资本定价之间的差异导致了目前市场估值水平的下移。

    还有人认为，大小非的成本较低，所以尽管市场估值已经很低，但大小非依然有卖股票的冲动。该观点与产业资本决定估值水平的言论是基本一致的。

    上述分析看上去有道理，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资本在各行业之间的流动早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因此，决定资本行为方向的是收益率的高低，资本本身并没有什么身份，它永远是从低收益率的领域向高收益率的领域流动的，“大小非”卖股票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它们手中的股票不值得那个价格，说白了股票的收益率太低，卖掉股票可以投资其他领域可获得更高的收益。

    需要强调的是，卖股票的行为与成本价格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比如，马民哲持有中国平安的成本价格是1元/股，你按照2元或3元（已经高于其成本1元多了）的价格购买老马手中的中国平安股票，他不会卖给你的，因为中国平安的每股收益超过1元钱。因此，决定马民哲是否卖中国平安股票的是收益率的高低，与成本没有什么关系。

    当前，存在很奇怪的现象，一家资不抵债的公司市值竟然可达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之多；一家制造业的公司，市值竟然是公司净资产的5倍乃至更高（平均仍然有3倍多），“大小非”将公司几分之一的股票卖掉就可以重建一个新的企业，设备、人员都是新的！这难道正常吗？

六、高估值存在的前提条件及估值的趋势

    如果将我国股市的估值与世界其他市场进行比较，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估值水平一直处在高位，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今后的估值水平还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吗？

    要回答该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基金的估值与市场定价趋势。

    如果将时间拉回到2000年前后，当时对基金的市场定价曾经出现过激烈的争论，和时下关于股票定价的争论有十分相似之处。1998年之前，我国基金规模都很小，而且都是封闭式的基金，最大的只有5亿元的规模，小的只有2000万元左右。在此期间，基金的市场定价一直在其净资产的2倍以上，价格价高的时候为净资产的5倍左右。但从1998年开始，封闭式基金的规模迅速扩大，新设立的基金规模都在20亿元以上。在新基金开始出现时，市场对它的定价还是延续从前的方式，最早的开元、金泰两只基金的价格一直在2元左右，是净值的2倍多。但随着新设立的基金规模的迅速扩大，基金的定价开始不断调整，当开放式基金迅速登场之后，封闭式基金的定价由之前的大幅度溢价变为大幅度折价。封闭式基金的交易价格不再超过其净资产。

    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封闭式基金的定价由以前的大幅度溢价变为大幅度折价？2000年前的溢价理由可能很多（可能和目前大家罗列的股价高溢价的理由类似），但2000年之后封闭式基金由溢价逐渐变为折价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基金的规模迅速扩大了，基金的总规模从2000年前的几十亿元迅速增加到数千亿元。当基金规模迅速扩大之后，以前的“炒作”方式开始失效，高溢价的各种说词都变得苍白无力，封闭式基金的定价终于和国际市场进行了接轨，市场的力量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在上述基金定价的演变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A股高溢价的种种理由可能因为股市流通数量的迅速扩大而不再成立！

    今年上半年的市场运行状况表明，股票流通市值的迅速扩张已经开始影响到股票市场的估值与定价。在过去的两年中，股票流通市值增加了6万亿元，每年增加约3万亿元。更为关键的是，流通市值的增长是不可逆转的，随着“大非”、“小非”的逐渐流通，流通股的规模会迅速增长，未来的2年中，仅由于股改的因素导致的每年新增的流通市值就有超过5万亿元（按照目前的股价计算），如果加上新发行的股票数量，规模更大。

    在“大小非”不断减持的背景下，股市的资金供求关系迅速发生变化，但资金的供求逆变只是股价下跌的表面现象，导致估值水平不断下移的真正原因是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了单一资金无法操纵或左右市场价格，就像几年前基金规模的迅速扩大导致封闭式基金迅速折价的原因一样。

    当前股市的估值与定价的过程就是8年前基金市场的重演。从今往后，我国股票市场的估值将逐渐和国际市场接轨。高估值的时代将一去不返。

      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有暴涨就有暴跌，这是股市本身的规律所在，沪深股市当然也逃不过这一规律的作用。

　　今年上半年股市的大幅下挫，是上证指数6124点以来股市下跌的延伸。而股市的下跌有其内在要求：一方面上证指数从1000点附近上涨以来，经过两年多的攀升，到2007年10月创下6124.04点的历史新高，股指暴涨了500%，股市面临着巨大的回吐压力，而要消化这样巨大的回吐压力，股指回调1/3至4000点附近的位置是比较正常的；另一方面，股指被炒高到6000点之后，A股的估值也严重偏离了股市正常的投资价值范围，当时的A股市场平均市盈率达到了70倍，完全可以与日本泡沫时期的股市相提并论。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2007年下半年股市的上涨完全是非理性的。在“价值投资”的谎言之下，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蓝筹股为炒作对象，大兴投机炒作之风，将一些大盘蓝筹股的市盈率也炒高到了50倍、60倍，甚至是上百倍，以至中国股市牛市的根基被严重摧毁。

　　当然，由于宏观调控、周边市场环境的影响，由于再融资、大小非、股市监管问题的困扰，2008年的股市出现了非正常的暴跌，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也正因如此，拯救中国股市于灾难之中，应是管理层必须的选择：

　　一是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控制大小非流通。对于参与了股改的大小非，应由国资委、各地国资局出面，重新进行锁定。在股改之时，大小非占尽便宜，因此在股市危难之时，国资委有责任挑起重担。对于新老划断后新增的大小非，其流通应叫停，统一参与股改，向流通股股东支付足额的股改对价，然后才能上市流通。此外，对于新发行上市公司，其大小非所持股份以公众股发行价格为基准进行折算，然后在新股上市时统一上市流通，不再设立锁定期。

　　二是彻底改革现行的新股发行制度，实行全流通新股发行制度。同股同价同流通。不论是国有股东、发起人股东，其所持股份均以公众股发行价格为基准进行折算，然后与新股一并上市流通。而在发行方式上，采取向有效申购账户“一户X手”发行，凡持股市值达到1万元以上的证券帐户均为有效申购账户，以此斩断向某些利益集团进行利益输送的“黑手”。

　　三是废除公开增发这一公开圈钱的再融资模式，倡导配股的再融资方式。同时把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与投资回报结合起来，根据上市公司给予投资者的回报金额来确定上市公司的融资金额。比如规定上市公司公开再融资金额，不得超过前次公开融资以来上市公司给予投资者回报金额的两倍等。

　　四是组建平准基金，必要时动用平准基金救市。改变目前管理层救市“君子动口动不手”的做法，以引起高层各部门对股市救市工作的重视，改变目前在救市问题上管理层之间“各唱各的腔，各唱各的调”的做法。

    但是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的地位可能还在提高，但是中国缺少成为超级大国所需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对自己有利的安全优势，军事和经济的硬体实力，以及政治、社会和理论的软体实力。

　　1.安全优势：国内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 　

　　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大国，它需要保证自己周边地区的稳定，以保证自己对境外事态施加和保持控制及影响的能力。地理位置是保证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有着巨大安全优势的美国，它只与两个实力比它弱的国家为邻，还有两大洋保护它免受其他强国的威胁。中国则与美国截然不同，它的海上和陆上邻国约24个，这些邻国中至少有5 个国家的人口超过l 亿：俄罗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如果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强国的话，这些国家将会形成强大的地缘政治的制约力量。甚至连台湾的中国人也在竭尽全力抵制中国为统一所做的努力，而且台湾问题本身就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牵制中国，破坏中国的现代化势头。中国其他邻国的态度也不令人乐观。

　　2.没有名列前茅的硬实力 　

　　世界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都是具备了那个时期所需要的名列前茅的硬体实力的国家。当前中国在其所需要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军事实力由于技术水平很低，中国军队在拥有一个世界强国所需要的军事能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在现在，中国甚至不能在自己的领土周围建立空中优势，沿自己的海疆掌握制海权。中国要想至少在2020年之前让海军力量达到适当的水平，那将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是海军的防空、指挥和控制、情报、电子战、后勤以及反潜能力需要极大地提高。

　　尽管中国在导弹技术上的成就给人的印象深刻，但总的来说，它的航空和航天工业仍然经费不足，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进步。与发达国家相比，它在电脑科学上所做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进行战略资讯战的能力，起步晚了很多，并且远远地落在后面。

　　军事现代化将继续受到大量问题的干扰，其中包括供应的控制、有限的经费、吸收与利用能力低，以及管理和行政上的障碍。现代化的过程将是艰巨而缓慢的。国际形势将会限制中国的武器供应，国内经济局势也将限制武器的购买。

　　由于大量武器已经过时，迫切需要更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军事科研和技术也需要大笔资金，因此中国缺少迅速改善其武器系统、赶上西方武器系统水平的资源。即使它拥有必需的金融资源，中国依然难以赶上西方。中国国内的许多体制制约着经济、科学技术和国防进一步迅速发展。这些国内体制的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

　　经济实力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人瞩目，但是这些快速增长的数位不应该被用来夸大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和影响力。这些数位并不反映整个形势，也未必能反映生产率和技术发展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它的生产率只有美国生产率的很小一部分。

　　目前，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仍然不大。与世界大国不同的是，它没有利用投资、高技术产品以及对主要工业的控制在世界市场的某些领域里施加决定性影响。“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只是主要体现在它的进口市场和国内工业吸收外国投资上。它的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投资和廉价劳动力。这些特点使得人们不能肯定中国经济今后是否能平稳而生气勃勃地发展下去。”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与其说靠的是通过高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不如说靠的是资源的使用。除非中国能掌握并且利用高技术，否则目前的这种经济推动力将会失去动力。

　　然而，中国面临着的任务要比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更为艰巨，因为目前这些领域中生产率低的现象不是中国应该向科研投入多少资源的问题，而是被扭曲了的、无效率可言的体制问题。

　　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l995年，中国将近一半的科研所和组织没有发表任何研究报告。中国大约有5000个这样的研究所和机构，平均每个机构有125 名科学家和研究员，因此该报告表明，那一年，近2500个研究所和机构的31万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甚至没有发表一篇研究报告。调查报告还发现，研究机构拿出来的科研成果只有5%达到“国家级水平”(最高水准)，还有15% 达到“部级水平”(二等水平)。报告还说，1995年，各研究所和机构申请的创新专利平均只有0.09个。

　　很显然，中国科研领域这种糟糕的成绩是不能只用缺乏资源来解释的，而是证明了制度和体制上的制约。这些制约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枣通过政府直接购买和合资企业枣进口先进的设备和生产线，但在吸收和利用外国技术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方面行动还如此缓慢；这些制约还解释了为什么实验室内取得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多，而创新的成功率却只有10% 左右。

　　同向科技发展投入更多的资源相比，有效地解决这些制度和体制的制约问题需要更长时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难以提高其科技水平，进而提高其生产率，获得名列前茅的硬体实力。我们应该牢记，中国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转变不仅艰巨，充满了风险，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一种能创造出长期、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率的稳定局面。

    3.缺乏名列前茅的软实力 　

　　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没有硬体实力也没有软体实力的情况下变成一个世界大国。软体实力包括政治、社会和理论上的实力，并且包括以下因素：

　　(1 )开放、稳定、持久、吸收型的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安排；

　　(2 )强大的文化、政治、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

　　(3 )理论指导；

　　(4 )战略上的深谋远虑和外交技巧；

　　(5 )国内和国际的有效管理，包括有效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尤其是非军事资源)；

　　(6 )教育水平高、有强烈文化意识的民族；

　　(7 )高水准的生活。

　　“中国在取得这种软体实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和军事实力替代不了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基础。鉴于中国目前的国内政治和文化体制非常脆弱(与成熟的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相比)，过于向国外扩大只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国内制度的脆弱性将严重破坏中国为成为世界大国所做的任何努力。”

　　如果中国不能吸引自己最有才干的年轻人回国，它怎么能像美国那样吸引最出色的外国人才来这个国家效力呢？这种能力是这个国家的软体实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一般化的生活水平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没有建立起一套令人满意的奖励制度，或者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生活水平将会提高。然而，即使经济繁荣了，建立这种能吸引和奖励本国和外国人才的制度也需要时间。只有到那时，中国才可能引进大量高技术。在国家出现危机时，中国证明了自己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例如在遭受外国侵略或威胁期间，在出现像1998年长江洪灾这种自然灾害期间。然而，这种在困难时期出现的凝聚力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了在和平时期也能吸引精英的国家。

　　国际理论指导上的薄弱是软体实力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中国一心发展经济之时，它将大量注意力转向科学技术，牺牲了社会学研究，包括国际研究。政府资助出国的学生和学者中，绝大多数人学的是科学技术。出于种种原因，从实际上不鼓励到将不同的学术观点予以政治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闻控制，几乎没有学者专门研究社会学。专门研究社会学的那些人中，又有许多人放弃了自己这种低工资的研究工作，转到了商界。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不仅是从国内向国外流失，而且是从社会学向自然科学、技术和商业研究，以及从理论研究向商业活动流失。出于明显的商业原因，这个国家最有才能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即使不出国而选择留在国内，也是进入合资企业和外国公司，而不是进研究机构。这一切对中国的继续倔起产生了长期不利影响。社会学研究的薄弱在中国的国际研究中也非常明显，尤其是对中小国家的研究，如果这些国家距离中国很远，文化也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情况就更明显了。在国际关系中不老练是中国常常不能展示其理论上的指导性、外交上的创新精神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性的部分原因。它也是中国在利用国际准则、规则和组织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方面犹豫不决、缺乏灵活性的部分原因。没有这些在国际上联盟的技巧，中国就不可能巧妙地利用多边安排来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或者像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所做的那样组织成功配合默契的大规模国际行动。中国可能在一些小规模的外交冲突中获胜，但它难以建立长期的战略联盟。

　　外交策略薄弱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常常不能预见到问题的出现——如1995年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搞得中国措手不及。中国的外交活动“常常像是一辆忙碌奔跑的消防车”，试图用反提案和反措施来扑灭别人放的火。中国的外交提议和决定应该更多地注重先一步看到的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首先采取行动对付这些问题。

　　外交技巧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有了这些技巧，中国就可以将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制约因素或者说不利条件转变成战略上的有利条件，大幅度增强自己的实力。许多中国官员和战略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将他们能力的缺乏全部归罪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他们看不到，软体实力是不会从硬体实力中自然产生的。结果，中国常常像它传统的做法一样，大多是自行其是。但是，中国越是单独行动，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攻代化上，它的邻国就越会对它的意图产生怀疑，它的倔起也就越会强化地区性地缘政治的制约因素。